二仙庵——被遗忘的丹台碧洞宗祖庭

历史悠久的青羊宫是成都人都熟悉的道教宫观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青羊宫东侧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道观。二仙庵是全真龙门派丹台碧洞宗的祖庭，过去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传戒丛林以及刊刻道教经书的中心。90年代末在成都从事研究工作时，我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庙。二仙庵当时在文化公园内，并未恢复为道观，建筑保护状态堪忧。我一气之下写了一篇以《把二仙庵完整地还给成都人吧》为题的短文，却没有刊物愿意发表如此“敏感”的呼吁性文章。最终，已故的道学泰斗王家祐先生（1926–2009）将拙文推广，使其在道教内部得以流传，为二仙庵的恢复或许还尽了一点微薄之力。20世纪初，二仙庵重新出版了清代最重要的道教丛书——《道藏辑要》，新版叫做《重刊道藏辑要》，其印版保存至今。我曾通读过该丛书之《青羊宮碑记》《二仙庵碑记》两部，下面所引用的碑文都出自《重刊道藏辑要》。要了解二仙庵的源和流，应该从高道陈清觉祖师谈起。

二仙庵新山门（刘奇晋题匾） 欧福克摄影

道教全真龙门派在四川的传播和发展，其高峰期是清代康熙年间。从此，四川道观的绝大部分由龙门派道士住持。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便是陈清觉（道号烟霞、寒松，1606–1705）。他是湖北武昌人，龙门派第十代传人。在考取功名和短暂的文官生涯之后，他在武当山入道并做了龙门派第九代律师詹太林的弟子。康熙年间，在几位师兄弟的陪同下，陈清觉来到了四川。他曾住持过青城山天师洞，为振兴青城山的道教做出了大贡献。后来，陈清觉下山并退隐成都青羊宫。1695年，他在青羊宫旁边的花园里建了一个小草屋，供他隐居、修行。在那边，陈清觉邂逅了一位贵人，这就是二仙庵的开始。一位高官在遇见陈清觉之后，拜陈为师并专门为他修建二仙庵。

后来，陈清觉成为了龙门派丹台碧洞宗的开山祖师，因而二仙庵就被誉为碧洞宗的祖庭。陈清觉的弟子们逐渐形成了近代四川最有影响力的龙门支派之一。碧洞宗的名称和权威地位与康熙皇帝（圣祖，1654–1722）密切相关。据传，康熙于1702年封陈清觉为“碧洞真人”。这一点似乎没有官方记载的证据。清代的时候，“真人”这一封号已经是极其罕见的荣誉，特别是对活人而言，所以对于“碧洞真人”是否真正封号的问题，我们只好暂时存疑。民国时期《灌县志》中陈清觉的小传也没有皇帝封其为真人的记载。虽然如此，康熙皇帝对于碧洞宗的命名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1830年，二仙庵的道众修复了陈清觉的坟墓。当时，清代大儒刘沅（字止唐，一字讷如，号清阳、槐轩，1768–1856）及其门人正是青羊宫的主要施主及护法，所以“刘门”自然也跟二仙庵有过较密切的交往。《碧洞真人墓碑》一文是刘沅当时专门为陈清觉撰写的墓志铭，其内容涉及陈清觉的身世，而且又充分反映了刘沅这位儒家学者的独特观点。该碑文中，刘沅写道：

陈公清觉，楚之武昌人，为少年名进士，入庶常，其天资之颖异，宜于有大过人者。继而辞官归隐，从武当詹公太林游，讲求养生之旨。康熙二十六年入峨眉，至蜀都，结茅于青羊肆侧。时赵公良璧为蜀司臬，驻节江干。偶与公遇而契，为葺其居，肖吕、韩二公像，颜曰“二仙庵”。四十一年，以清觉之贤请于朝，蒙圣祖俞允，并锡以“丹台碧洞”之额，又御书张紫阳诗章，赐之。公之荣宠，可谓至矣。惟圣祖不以方外而弃之，惟赵公亦不以方外视之，尧、舜在上，下有巢、许，惟兹可以当之。明年，赵公迁浙江藩司。二年，岁乙酉九月二十二日，而陈公亦遂辞尘矣。公没而思之者众，其徒末吴本固、甘合泰等敛公以塔，平凉杨光远序事于石。而岁久剥蚀，无复句读之存。今其徒愈众矣，承公之绪，思公之德，建碣而修其墓，丐序于愚。愚惟公之详不得而知矣。公之见重于圣祖如是，是必有大过乎人者，宜寿世而以导来。兹固公之徒第以方外事公，而不达乎行藏之义，非所以为公功也，故揭其旨而记之如石。

《碧洞真人墓碑》的作者刘沅是一位崇尚道教的儒家学者。在他的著作中，刘沅常常以批评、教育的口气论及道教过于神奇的表现，而且较任意地把自己的儒学思想范畴套在了道教的教理、教义之上。虽然如此，刘沅明显地维护道教的传统与法脉，因而对保护道教宫观、支持道教团体有极大兴趣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刘沅的后裔以及槐轩门人（刘门弟子）也常常修复道教庙宇并扶持道教活动。刘沅在碑文中强调，只有遇到像尧、舜如此开明的君主和贵人，巢父、许由（传说中的古代隐士）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，以此比喻，陈清觉离不开康熙的赞赏和赵良璧的善举。在我见过的其他碑铭中，均无陈清觉隐居峨眉山的记载，《碧洞真人墓碑》是唯一的例外。据其他文献，陈清觉入川后，首先居住在青城山，并无峨眉山的说法，暂时无法考证。虽然如此，刘沅这一碑文算是对陈清觉生平的中肯描述。那么，由刘沅称赞的陈清觉如何成为了碧洞宗的开山祖师呢？

一切开始于康熙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（1695年6月1日）。闲暇的时候，赵良璧在青羊宫东边的花园里寻找张三丰诗碑遗迹，便遇见了在草屋中静坐的陈清觉。老道人虚心修炼的精神让他肃然起敬。同年，赵良璧成为陈清觉的皈依弟子，并在他们邂逅的地方修建了二仙庵，以便供养陈清觉及其他常住、挂单的道众。为了确保二仙庵的收入、保护其道众的合法权益，赵良璧还专门给二仙庵购买了田产，并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（1695年6月7日）颁发执照给陈清觉，其文有云：“愿世世守之，在世为清觉之斋供，去世为清觉之香烟，式相守毋相论也。倘有不肖逆类，私行盗卖，即赴有司，与授同罪。”赵良璧创建二仙庵，除了供养陈清觉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原因，则无从考查。为了报答赵良璧的善举，陈清觉于同年十一月初一日（1695年12月6日）撰写了《新建青羊二仙庵功德碑记》。陈清觉在文中提到，青羊宫在康熙年间虽已被充分修复，“然欲求离宫别馆，得以修真炼性，势所不能。今于乙亥之秋，幸遇臬台赵公，创建一静室，其名曰青羊二仙庵，所以辅翼修行，即青羊宫之别馆也。”

康熙御笔“丹台碧洞”匾额（复制品，原物在青城山天师洞） 欧福克摄影

康熙皇帝将“丹台碧洞”匾额与张伯端（紫阳）的诗章赐予陈清觉一事，对早期二仙庵的地位以及碧洞宗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。康熙皇帝对陈清觉的恩赐在不同铭文中都有记载，而且二仙庵里还专门建过“御书坊”。因此，此事的可信度比较高。赵良璧将陈清觉的修行、贤能禀报朝廷以后，皇帝很可能有所赏赐。不过，在道教内部文献以及部分学术论著及不少通俗读物、网页上，出现了陈道长亲自去北京、朝见康熙帝的说法。这个说法应属虚构，教外文献中没有任何资料可证。

那么，陈清觉如何领到了皇帝赐给他的匾额、诗章？编纂于1729年的《四川通志》有一段启发性的记载：“康熙四十一年岁次壬午十二月朔日，皇帝敕命御前头等侍卫海青伍格朝峨眉山，随赍御赐扁联、诗章、经卷，散给成都府属……文殊院僧臣宏法祗领御赐扁额‘空林’、御赐诗章……二仙庵道人臣陈清觉祗领御赐扁额‘丹台碧洞’、御赐诗章‘赤龙黑虎各西东，四象交加戊己中，复姤自兹能运用，金丹谁道不成功。’峨眉山伏虎寺僧……”1703年1月17日，康熙皇帝派遣侍卫大臣海青伍格亲王到峨眉山等地朝圣，并将匾额、对联、诗章和经书赐予当地重点寺庙。陈清觉当时就领到了“丹台碧洞”匾额和御书诗章。《四川通志》的记载十分详细。所记录的十二座寺庙中，有成都的昭觉寺、护国庵、文殊院、二仙庵以及峨眉山的伏虎寺、大峨眉、洪椿坪、白龙洞、毘卢殿、雷洞坪、藏经阁、光相寺。其中唯一的道观是二仙庵，其余十一座均为佛寺。

由此可见，陈清觉就在成都拿到了康熙皇帝赐给他的匾额和诗章。赵良璧是一位高级官员，完全有权利和机会朝见康熙皇帝。而陈清觉朝见皇上的说法属于传说故事，与史实不符。但是，赵良璧的推荐引起了康熙皇帝对陈清觉的重视。康熙皇帝确实很器重陈清觉。皇帝所赐的匾额和诗章，对二仙庵来说是镇山之宝。所以，碧洞宗的成功与权威完全来自康熙皇帝对陈清觉的重视、器重。换言之，赵良璧的推荐和康熙皇帝的认可是二仙庵乃至碧洞宗的主要靠山。所谓“尧、舜在上，下有巢、许”也。（待续）  转自： 欧福克   行脚成都